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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全民參與的“除四害”運動:麻雀是怎麼被“平反”的?

   1957年底,宣傳隊向群眾宣傳“除四害”。

  ▲1956年1月26日,《北京日報》1版

   1958年2月11日,《北京日報》5版

   1957年,“除四害”運動在市民中廣泛展開。西單南長街居民周永泉向街道干部們介紹用臉盆捕鼠的經驗。高宏/攝

  ▲1958年1月11日,《北京日報》2版

   1957年12月13日,《北京日報》2版

  ▲1957年12月12日,《北京日報》2版

  ▲1958年初,海澱區捕雀能手唐慶祿熱心地向前來求教的人傳授捕雀經驗。

  ▼1958年1月5日,《北京日報》3版

  ▲1958年1月21日,《北京日報》3版

  ▲1957年冬,海澱區藍靛廠中心小學的學生利用業余時間在地裡挖鼠洞捕鼠。

   1956年4月29日,《北京日報》2版

  ▲1958年春天,捕雀大軍戰斗在昆明湖畔。

   1958年4月16日,《北京日報》1版

  ▲1961年8月24日,《北京日報》2版

  “除四害”寫進農業發展綱要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全國掀起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

  根據本報1956年1月26日1版的報道,《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正式提出“除四害”這項重要任務。綱要中要求,從1956年開始,分別在5年、7年或者12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

  當時為什麼要提出“除四害”?

  時任衛生部部長李德全曾談到,大家都知道在危害人民健康最嚴重的疾病中,有很多是經由老鼠、蒼蠅和蚊子傳染的。解放前人民謀生都很困難,當然沒有力量去除四害,因之,死於鼠疫的在1939年到1948年就有2.3萬多人,瘧疾患者估計每年就有5000萬人以上。而消滅麻雀則是為了保護庄稼。老鼠盜食糧食的情況就更嚴重,並且老鼠還會損害農作物,損壞建筑,破壞堤防,咬壞雜物。為此,黨中央和毛主席才會在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第二十七條中提出“除四害”這一任務。(1958年2月11日《北京日報》5版,《除四害 講衛生 造福人民 造福子孫》)

  趨勢全面整治環境

  很快,北京就掀起了“除四害”的熱潮。據不完全統計,1956年3月1日到9日,全市人民捕鼠14.5萬多隻。各區居民都設置了捕鼠工具,積極投入捕鼠運動。一些工廠、企業、機關、學校和工商業戶也開始行動起來。后來幾乎達到全民參與的程度。(1956年3月12日《北京日報》2版,《全市在本月頭九天裡共捕鼠十四萬五千多隻》)

  1957年12月,開展冬季“除四害講衛生”運動僅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全市十個區就已經消滅老鼠和麻雀70萬多隻,其中老鼠33萬多隻、麻雀37萬多隻。(1958年1月11日《北京日報》2版,《七十萬隻鼠雀喪生》)

  除了單純的“除四害”,很多地方還借此機會開展了全面的環境整治。據本報1957年12月13日2版的報道,當年,海澱、昌平等地展開了全區性的清潔掃除活動。海澱區清河鎮的居民,過去把垃圾倒在住房牆旁,不但骯臟,也招蒼蠅。清河農業生產合作社用18輛大車,從這裡運走垃圾250車。昌平蘇家坨鄉的農民結合清潔掃除,填墊牲畜棚圈,清掃街道和住屋,掏淨廁所糞便和污泥。在鄉黨委書記的帶頭下,全鄉掏出糞肥22.3萬多斤,掏挖了186個廁所,挖出蠅蛹和蛆共49斤多,加上清掃出來的塵土,共積肥2730多萬斤,不但大力支援了積肥運動,而且使全鄉的環境衛生面貌煥然一新。當地農民親眼看見開展“除四害、講衛生”運動和農業生產的密切關系,“除四害”的信心更大,全鄉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衛生制度,保持衛生工作經常化。(1957年12月13日《北京日報》2版,《市民奮起除四害講衛生》)

  民間頻出捕鼠捕雀高手

  高手在民間。在“除四害”運動中,涌現出很多捕鼠、捕雀高手。例如,海澱區火器營鄉農業生產合作社捕雀能手唐慶祿在1957年冬季“除四害”的運動中,用網和酥油膠捕捉到麻雀9700多隻。

  當時還有個捕鼠模范,名叫劉振凱,一直堅持和老鼠戰斗,先后有1000多隻老鼠在他的手中喪了命。

  劉振凱是面粉廠的搬運工人,常常看見一袋袋的面粉被老鼠咬破了洞,雪白的面粉撒了一地,他實在感到心疼,於是想盡辦法捉老鼠。

  起初,他常用吃剩的饅頭、麥粒或小米作為食餌,想引老鼠上鉤。但是,老鼠就是不上當。后來他換上了蘋果核。老鼠很快地跳進閘門口,這一下就捉到兩隻老鼠。原來面粉廠裡的老鼠偷吃慣了面粉,如果用面食類做的東西當食餌,老鼠根本不稀罕。

  為了捉到老鼠,劉振凱還自己研究制造捕鼠工具。他有一種工具叫做竹夾子,這是一種不用食物的捕鼠工具,用它專門捕大老鼠。使用這種工具不受鼠洞位置的限制。比如洞口在牆上的,可以釘個釘子,把竹夾子挂到牆上﹔洞口在平地上的,也可以把竹夾子平放在地上,隻要老鼠出了洞口就能被夾住。(1958年1月9日《北京日報》2版,《劉振凱滅鼠千隻》)

  當時,本報還多次圖文並茂地刊登了各種捕鼠捕雀的方法,以方便市民學習、使用。

  鼠尾巴上的形式主義

  在這場如火如荼的“除四害”運動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比如,本報1958年1月21日3版刊登的讀者來信中,北京林學院的張中就反映:“有一天我到東郊去,路上碰見幾個小學生在場裡捉老鼠。一個小學生發現一隻老鼠,大家一齊圍剿,但是,當他們發現這是隻禿老鼠沒有尾巴的時候,就把它放跑了。我問他們為什麼,一個小學生回答:‘老師叫我們打了老鼠交尾巴。沒有尾巴要它干什麼。’我說:‘沒有尾巴,也是一害呀’。他們點頭笑了。由此可見,這位‘尾巴主義’的老師,還沒有把‘除四害’的道理,跟學生們講明白。”(1958年1月21日《北京日報》3版,《老師是“尾巴主義” 學生放走禿老鼠》)

  其實,早在1956年,本報就曾刊登《為死老鼠奔忙》一稿,記錄了一些居民為了統計捕鼠數據而被反復折騰的情況。文中提到,西單“除四害”辦公室每天要街道辦事處填寫這樣一張捕鼠數字日報表,表上的項目多達8個:機關,工廠和工地,學校,工商戶,托兒所和幼兒園,國營公司和合作社,紅十字會會員,一般居民等。每天捕老鼠的數字,都得分門別類地填寫個一清二楚。居民積極分子每天都得為統計一般居民和紅十字會會員以及婦女積極分子的捕鼠數字而奔忙著。一隻老鼠是被紅十字會會員或一般居民打死的,還是被婦女積極分子或其他的人打死的,追求諸如此類的一些數字,對於捕鼠工作並沒有實際意義。

  麻雀得到“平反”

  隨著社會生活及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四害”名單也在更迭。麻雀退出“四害”名單的過程,更是體現出人們對自然界平衡關系的逐步認知。

  “除四害”運動中,北京開展過多次全市范圍內的突擊圍剿麻雀戰役。

  1958年4月19日至21日,北京集中圍剿麻雀,專門成立了首都突擊圍剿麻雀總指揮部,並發布了全面圍剿麻雀的戰斗計劃。作戰方法包括施放毒餌、火槍伏擊、夜間掏堵等。(1958年4月16日《北京日報》1版,《全市圍殲麻雀大戰就要開始》)

  當時把麻雀定義為“害鳥”,主要是因為麻雀“與人爭糧”。但一些科學家認為,麻雀的利害要長遠看。

  本報曾發表文章《關於鳥獸的益害問題》。文中提出,一種鳥獸對於人類是有益還是有害,需要具體分析,不能絕對化,並引用羅澤洵、鄭作新在《文匯報》上發表的《關於鳥獸益害問題的商榷》一文中的論述,“就麻雀而言,對農作物為害雖大,但它在繁殖期中主要吃虫,冬寒季節還兼吃雜草種子,因而還有一定的益處。”

  科學家們的意見引起了黨中央的重視。1960年4月6日,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特地對麻雀問題作了說明,“麻雀已經打得差不多了,糧食逐年增產了,麻雀對於糧食生產的危害已經大大減輕﹔同時,林木果樹的面積大大發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樹害虫的‘天敵’,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綱要所說的除四害中,應當把麻雀改為臭虫。”(1960年4月7日《北京日報》2版,《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斗》)

  大會批准了譚震林的報告,通過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將此前修正草案第二十七條關於“除四害”的條文修改為:“從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臭虫、蒼蠅和蚊子。”(1960年4月11日《北京日報》2版,《關於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斗的決議》)

  上世紀70年代末,由於蟑螂逐漸成為主要的家庭害虫,“臭虫、蟑螂”被並列為四害之一﹔之后,臭虫的危害逐漸減少,在“四害”中,臭虫徹底被蟑螂取代。

  直至今日,“除四害”仍是北京市的重要衛生活動,市愛衛會每年都會定期組織集中滅蟑、滅鼠。

  本版文字:侯莎莎

  歷史資料:京報集團圖文數據庫